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
从今日来看，臣光曰充满封建色彩，黄盛雄将其归纳诚与礼，礼之纲纪这个概念，可谓贯穿通鉴之核心。张须在通鉴学云：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
可见司马光本人的思想并没有跨越时代，故其论述没有太大价值。例如：司马炎因守三年之丧被司马光称赞是不世之贤君。事实上，司马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能与唐太宗，汉武帝等相提并论。
此外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不少错误。
如后世的史家严耕望曾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64：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
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
另外后出师表并非出自诸葛亮文笔，而资治通鉴却也全文照录。
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
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
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史记的编年，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
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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