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后人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
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但是无论如何资治通鉴在文学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却是不容抹杀的，司马光也曾为这部史书耗尽心血，以致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具有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历史价值，虽有瑕疵，却也瑕不掩瑜。与司马迁的史记，可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两大不朽巨著，正所谓史学两司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也曾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杜睿如今要剽窃的便是这部历史鸿篇巨著，虽然他的文学功底与司马光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有了后世的经验教训，以及眼光，却也有自信将这部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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